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，信息技术与政务服务日趋深度融合，以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为代表的政务服务创新实践遍地开花，充分发挥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优势，对政务服务理念、方式和效能产生极大影响。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现象带来众多亮点的同时，也面临一些质疑。正确分析这一现象的发展过程和意义，规范和化解风险，是有效引导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现象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。
一、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现象发展过程
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兴起于2018年12月阿里巴巴在杭州举行的脱贫攻坚公益直播活动。活动中，来自50个贫困县的102个农产品亮相直播，其中甘肃礼县、新疆吉木乃等9个贫困县的领导干部走进直播间，与主播共同推荐当地特色农产品。随后各地陆续出现基层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现象，但此时并未形成规模。2020年初，受新冠疫情影响，实体经济受到极大影响，电商直播之前取得的成绩吸引大批领导干部走进网络直播间，通过“直播带货”的方式宣传本地特色农产品、旅游产品等。字节跳动数据显示，自2020年2月组织“县长来直播”活动，至2020年12月，共有110位市长、县长走进直播间，帮助销售农产品1.32亿元，其中贫困县农产品6219万元。陕西周至县、宁夏同心县、吉林靖宇县、陕西宜川县、黑龙江虎林市以及重庆石柱县的六位县委书记和县长走进“战疫助农”直播间，向网友推荐当地的特色农产品，累计销售95万斤，成交额超1000万元。此后，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积极作为，大胆创新，通过网络进行地方“直播带货”。
二、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的意义
地方领导干部担任主播，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产品推广，既符合互联网时代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，也彰显了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创新、治理水平的进步。综合来看，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有很多亮点，意义颇深。
（一）拉近干群关系。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，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，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，改变了传统的干群接触模式，走好互联网时代的新型群众路线，领导干部必须熟悉网络特性，积极融入网络，而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便是主动拓宽干部与群众沟通互动的渠道，这种良性互动就是一种新型的干群互动方式。领导干部利用抖音等直播媒介平台主动走到群众中去，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营销和推广地方产品，与群众在直播中进行实时交流，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办公模式：一方面是在履行本职工作，充当地方特色商品的“推销员”，另一方面，体现出领导干部愿意放下身段主动融入新的传播渠道，运用具有亲和力的话语沟通拉近干群关系。比如济南市商河县副县长王帅“魔性带货”当地“商河皇家扒鸡”，在直播过程中，一改往日严肃画风，频用幽默的话语带货，切实拉近了领导跟群众的距离，网友也是连连点赞，称赞“这个县长好亲民”。
（二）助力乡村振兴。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性目标下，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建设，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将助农脱贫视为政府职能履行的重点。政府积极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，打造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模式，不仅能够扩展农产品流通与农民创收渠道，更能激活市场主体活力，推动农村电商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。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不同于一般的主播带货，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，老百姓愿意买账，主动购买政府领导干部力推的产品，使得销量大幅增加。比如吉林省汪清县副县长王胜民通过淘宝直播间“县长来了”，倾力推介汪清黑木耳，当时实时收看网友超过68万，短短4分半钟时间，吸引众多网友争先购买，大大提高了销量，提升了知名度。仅是黑木耳产业，就直接带动该县贫困人口大幅增收，在2020 年的时候，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。
（三）推进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。传统思维的社会治理主体主要是党委、政府，实施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管理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，更强调党委、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、民众等诸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，构建互动式共建、共享、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。在“直播带货”中，领导干部不再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管理，而是由民众消费主体、企业和农户等协同参与网络治理。也就是说，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并不是只有政府一方在参与网络治理，其背后还汇聚了多个社会组织，如媒介平台、物流等，也包含参与的消费群体。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，能调动各方主体积极参与治理的情绪，达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三、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的规范路径
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积极尝试，亮点多，意义深，但相较于一般“网红”，领导干部由于身份职业特性，受到的道德约束、法律约束程度更高，在“直播带货”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风险，需要引起重视。
（一）坚持政治引领
领导干部走进直播间，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，网民对其本人的评论亦折射出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评价。因此，领导干部无论采用何种形式、利用何种渠道对接服务群众，都必须严把政治关，旗帜鲜明讲政治。各级党组织应从多方面、多维度承担领导责任，有效化解舆论风险。第一，各级党组织应对有无必要开展“直播带货”做好研判，不盲目跟风，避免形式主义。第二，强化直播人员任用审查。网络平台鱼龙混杂，其中不乏别有用心之人借机抹黑滋事。如果缺乏敏锐的政治意识，极有可能被国内外敌对势力以恶意剪辑、曲解语义等形式诽谤中伤。因此，要选用政治意识敏锐、语言艺术水平高、临场应变能力强的领导干部担任主播。第三，严审带货产品。“直播带货”不是一次性行为，并且“直播带货”的形式是领导干部直接面对群众，货品质量好坏不仅关乎群众利益，更关乎群众对于领导干部形象的评价。因而，对于出现在“直播带货”过程中的产品，一定要对其厂家资质、产品质量等严加审查，保证产品可靠性。
（二）强化依法治理
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也可能会产生法律风险，需要引起重视。其一是产品责任风险。在“直播带货”过程中，消费者会在所推销商品与政府公信力之间建立联系，把商品的品质与政府公信力在某种程度上画上等号，导致自身对产品判断缺乏理性。当政府监管不足致使不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流入市场，或者在储存等过程中产品质量发生变化并给消费者造成安全隐患时，会对领导干部个人以及政府公信力造成严重影响。其二是知识产权风险。有些领导干部在“直播带货”的过程中，可能会通过改编歌曲进行宣传，而未经词曲原创者允许就在直播间演唱、改编，有可能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。
领导干部在互联网中从事“直播带货”工作，为了防范化解产品责任风险与知识产权风险，需要中央的政策支持与地方的积极探索，实现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依法履职。一方面，应加强中央层面规范领导干部开展新型网络政务服务的政策供给，为地方政府制定详细规章提供依据。另一方面，地方政府也应加大规范探索，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，从纪律要求、程序规范、产品准入、质量把关、传播监管等方面，为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活动“立规矩”，切实推动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实现健康发展。对网络中有违法、违纪的领导干部，应当明确责任追究方式及后果，保证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行为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。
（三）提升综合能力
“直播带货”不是一次性行为，并且“直播带货”关乎群众、企业以及政府多方主体利益。领导干部作为“直播带货”中的重要主体，必须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，才能推动“直播带货”事业朝着健康方向不断发展。
一方面，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。要清醒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，不能将公共权力变为部门或私人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和手段。
另一方面，要持续进行业务知识学习，提升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。当前社会处于信息快速发展阶段，知识更迭速度很快，学习稍有放松便可能落伍。领导干部要积极利用互联网学习，更新知识内容，真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为自身工作服务。此外，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并不是一场作秀表演，不能为了直播而直播。作为领导，一定要立足当地，深入基层群众，思考如何更好利用直播实现助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，更好促进经济发展。
（四）协同多元监督
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的背后涉及多方社会组织，如生产、物流、售后等多个环节，领导干部在利益链复杂的网络治理中，面对公私利益如何处理等问题需着重防范，使“直播带货”这一新型政务服务事业风清气正，经得起考验。
首先，发挥纪检监察监督优势。纪检监察机关应将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行为纳入监管范围，实现线上线下全方位监督。其一，领导干部在互联网上从事相关活动应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报备，保证领导干部直播活动受到切实监督。其二，纪检监察机关应对直播过程加大巡察力度，对重点环节进行监管，防止利益输送，当发现个别领导干部发表不当言论时应及时叫停、快速处置。其三，对涉及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的举报投诉应及时受理、全面调查，防范领导干部利用网络进行权力寻租、利益输送。
其次，主动公开、接受社会监督，保证权力在阳光下执行。一方面要公开商品进入“直播带货”的渠道。对不同生产者制作的同一种产品进行选择时，应进一步说明其来源、途径及选择理由，确保进入机会平等。另一方面公开直播收入。领导干部“直播带货”过程中必须坚持公益性原则，拒绝接受社会打赏、宣传提成等工作外收入，如因技术问题不能规避，则应及时公开相关收入数额及去向。
最后，加强财务监管、落实审计监督。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中监督控制的关键环节，对维护、完善和促进国家治理有重要意义。为了保证经费使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，应当发挥审计监督的重要职能，对相关经费支出开展审计工作，既要防止侵吞、私分经费的风险，也要从经费本身入手，矫正铺张浪费、过度消耗国家财产的行为。
（作者：赵佳佳 单位：中共焦作市委党校）
